2021年11月1日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正式实施。做为一名法律人，在兴奋和欣慰之余，近二十年推动立法的一些过往在心中不断泛起波澜，促使我付诸笔端。
初心：促进社会诚信，将信息公开于阳光下
2003年3月，我甫一担任十届全国人大代表，马上提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促进社会诚信的建议。2003年6月2日，我收到国务院法制办的《复函》，但总觉得言犹未尽，随即又给国务院法制办写了份意见：据知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已列入国务院2003年立法计划，建议首先应当明确何为政府信息，其次政府信息公布的例外情况有哪些以及如何界定？地方政府发布的《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一般都会列出如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、国家秘密或其他社会公共利益等对信息公开的例外情况。但何为个人隐私？何为商业秘密？何为国家秘密和其他社会公共利益？全部没有解释和界定。
（陈舒（左三）与十一届全国人大律师代表留影）
在实践中，由于房屋预售登记资料不能查询，房产商“一女二嫁”的情况多有发生；住宅小区规划不能在预售时查询，使不良房产商广告欺诈和乱改规划屡屡得手，造成纠纷多多，影响社会安定和正常经济秩序。据考察，事关社会诚信制度建立的信息资料，在保护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法律实践十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（如英美和香港）等，可以公开查询。希望政府信息公开办法能够给予一个明确的界定和规定，解决我国的诚信体系缺失的问题。
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，当时我所提的建议意见还是非常青涩简单的，却打开了我研究关于信息分类公开及保护的思路。
令人欣喜的是， 2007年10月28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出台；2007年10月1日《物权法》实施；2008年5月1日国务院出台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；各省相继出台《社会信用条例》；2014年08月23日国务院公布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；最困难的关于动产登记公示的《国务院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》和中国人民银行《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》也都出台了。前述关于各类信息公开的问题，陆续得到解决。
没有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，公共安全会有极大风险。
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。政府在建立诚信体系的过程中公共利益相关信息应当公开，但是对私人信息也必须要保护，否则会极大影响个人作为社会主体权利的行使，甚至给公共安全带来极大损害。
就在2003年抗“非典”高峰时期，为有效控制疫情，国内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等设立了填表制度，要求乘客填写详细的姓名、家庭地址、联系电话、身体状况等。但许多人不情愿地填完之后，均把留给自己的那一份随手扔掉。多数人并没有如实填写相关内容。基本流于形式的填表后果，不能完全归咎于乘客“不配合”。在没有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情况下，填表人有理由担心自己真实信息一旦流入犯罪分子或侵权人手中，将给自己带来危险。
据中央电视台2004年10月16日播出的《今日说法》节目，某家企业在招聘会上不慎遗失了一位女求职者的求职登记表。犯罪分子捡到该表格，冒充企业招聘人员，对求职者实施了犯罪，并杀害了求职者。从法律救济角度来说，惩治犯罪分子剥夺生命权的刑法是很明确的。但家属能否对遗失登记表导致信息泄露的企业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呢？当时有效的《民法通则》并没有涉及个人信息权利保护。所以，在当时提起追责是不可能的。
做为一名法律界的人大代表，我责无旁贷，必须要关注研究这个问题。经过学习和调查研究，2005年，我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《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几点建议》，“检讨我国诸多法律中规定的‘个人隐私’其内涵和外沿，在任何法律中，都未能给予明确的阐述。”实际执行中就更是非常混乱。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首先要考虑明确限制公权力对个人信息的滥用，并非仅仅是企业对个人信息的侵权。只有公权力率先垂范保护个人信息，才是人民的福音。我提出三方面原则，一是行政机关不应该保有秘密的个人信息记录，除非是为了预防或制止犯罪和保卫国家安全等；二是企业可以要求获取营销对象的个人信息，但要必须承诺仅为了营销等约定的合同目的；三是正确处理媒体信息公开、媒体监督与保护个人信息的关系。并提出了具体的细化意见。
此建议获得当时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热情诚挚的回复。
立法应特别保护未成年人的信息安全。
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，某知名网站披露一女童被性侵案件时，竟然公开了受害女童的照片，真令人气愤痛心。很感谢全国妇联维权部，在接到我的投诉电话后，立即采取措施，当天网站便删除了不当报道。
恰逢2006年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启动第一次修改。我积极参与其中，提出：“新闻、影视、网络报道，可能对未成年人成长有负面影响的应当对未成年人的影像、姓名、住址等采取屏闭保护。”该建议得到采纳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六十九条规定，侵犯未成年人隐私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我也一以贯之将相同理念在不同建议里提及并先后得到采纳。2016年《慈善法》第六十二条规定：“开展慈善服务，应当尊重受益人、志愿者的人格尊严，不得侵害受益人、志愿者的隐私。”
2019年10月1日，国家网信办出台《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》。
教训惨痛！提出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。
有个案子，一直让我无法释怀。据法院判决，林明与周春梅2004年相识于网络，并通过视频来联络感情。考上大学后，周决定与林分手。林为找到她，在网上发布周受他恩惠却抛弃他的不实内容，掀起轩然大波。愤怒的网友很快搜出了关于周的一切详细个人信息，把她称为“史上最不义的女大学生”。林据此轻而易举找到了周，在她当面提出分手时，被林杀害。
此案教训惨痛，促使我再次提出加快制定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的建议，刑法虽然做出了相关惩罚规定，但民法、行政法必须要配合做出相应的规定，以形成民法、行政法、刑法全链条闭环的完善保护。
2012年12月28日，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《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》，明确规定：“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中收集、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，应当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的原则，明示收集、使用信息的目的、方式和范围……必须严格保密，不得泄露、篡改、毁损，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。”
2015年9月，在时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龙云高度重视下，黄业斌副主任带领关于应对电信诈骗的代表调研组，走访调研了公安、法院和省内几大电信基础运营商，我也积极参与了调研。在此基础上，省人大于2015年12月30日出台了《关于落实电信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制度的决定》，把住了基础电信服务的入口关。
2017年10月1日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110条，明确规定了包括隐私在内的人格权保护，而第111条规定了信息保护，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内涵与外延。
徐玉玉被电信诈骗猝死拷问政府机关网络安全基础治理。
2016年，徐玉玉以568分的成绩被南京邮电大学录取。同年8月19日，她被熊超等人以发放助学金名义骗走9900元；8月21日，她和父亲去公安局报案后，回家途中晕倒，心脏骤停，抢救无效离世。经公安侦查，徐玉玉信息是网络“黑客”从山东省高考录取系统盗取后转卖给诈骗团伙。徐玉玉案发生后，适逢《网络信息安全法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我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四次会议，对该法第七十二条提出，就徐玉玉案暴露的薄弱环节，此规定对失责责任并不匹配。2021年6月出台的《数据安全法》第五章专门规定了“政务数据安全与开放”，应当说补上了上述缺憾。
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在万众瞩目和期盼中出台并正式实施了！做为曾参与了一点点工作的法律人，确实是十分欣喜。
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，数据已经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财富。我们与“新冠病毒“的斗争，展现了大数据掌控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。我国《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提出“要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、和治理方式变革，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。”
人类行为所产生的信息是大数据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。中政大时建中教授提出：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进步，数据处理的速度与规模都达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水平。移动互联网将千千万万个个体连结在一起，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数据的生产、采集、存储、加工、分析、服务打开了智能生活的大门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。但是，智能的背后暗藏着对于个人的监控令人不寒而栗。各大软件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或礼貌或霸道地获取了海量数据。在对这些数据的运用过程中，引发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。数据的处理过程涉及多方主体，数据权属的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议。
我国大数据专家涂子沛则直接提出了《数文明》的概念。认为大数据已“成为并列于资本、劳动、和自然资源的新的要素禀赋”。
综上，个人信息保护与社会文明发展息息相关；与每个人的权利保护息息相关。为律师行业开辟了一片蓝海。希望我们用专业的行动，推动法律的全面实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