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12月24日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，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（修订草案）》（简称“修订草案”）进行了审议，修订草案共15章260条，在现行公司法13章218条的基础上，实质新增和修改了70条。这是对实施了近30年的《公司法》进行的一次大幅度修改，作为企业的组织法，它必将对各市场主体的治理模式重构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此次公司法大修，笔者归纳了四大亮点。
亮点之一
公司章程有了更多的自治性
公司章程是股东共同的意思表示，它载明了公司组织活动的基本准则，在公司制度体系中起着“宪章”的作用。众所周知，公司自治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律赋予股东通过公司章程进行个性化设计、自主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，这是公司法人治理必然要求。现行公司法规定了公司章程可以自由约定的23个重要事项，修订草案则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扩大，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自主权，例如修订草案第九条，规定公司改变经营范围，只需要修改公司章程即可，不需要办理变更记，笔者理解这是为了适应市场瞬息变化；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的当家人，其行为既可能为公司带来利益，也可能因为过错给公司造成损失，因此，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、变更办法，还可以设定对法定代表人因过错履行职务的追责条件。
笔者认为修订草案中最能体现章程自治性的是，关于有限责任公司中，董事会机构设置、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参会人数、所持表决权数，以及是否采取通讯表决方式的规定，如修订草案第六十二条，公司章程可以为董事会设定属于股东会之外的职权（当然现行公司法也有相关条款，但是，修订草案的表述更清晰）；再如，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按照章程的规定，在董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，对公司的财务、会计进行监督等（修订草案第六十四条）；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，章程还可以授权董事会发行股份，并可以对授权发行股份的期限及比例做出限制（修订草案第九十七条）、对“需经类别股股东会决议的其他事项做出规定”（修订草案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），以及股份有限公司股东，在公司发行新股时的优先认股权，都可以事先体现在公司章程中（修订草案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）。
要说明的是，修订草案关于章程自治性的规定不限于此，笔者将另文分析。
亮点之二
突出了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
“董事会制度的健全是良好公司治理的核心内涵”， 20世纪中期以来，以董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成为公司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，按照该理论，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，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，董事会在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中上接股东（会）下连经理层，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：因此“公司治理在很大意义上也叫董事会治理”。在OECD关于公司治理的五个要素的观点中，董事会是根本要素。董事会制度之健全是良好公司治理的核心内涵，这是目前学术界的共识。现行《公司法》确立了由股东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和经理层，分掌公司治理权力的模式，修订草案则在基本维持既有公司治理模式的前提下，对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进行了“优化”，也即打破董事会与监事会的结构安排，允许企业在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情况下（注），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（修订草案第六十四条、第一百二十五条）；同时，允许公司通过章程对董事会的权力做出相关规定（修订草案第六十二条），从而突出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。笔者认同赵旭东教授的观点：“在设计和肯定多种治理模式的基础上，赋予治理模式规范以法律的任意性，允许公司当事人根据自身需求和不同情况进行自主决定”。
亮点之三
夯实董事、监事、高管的义务
合规经营是贯穿在公司法修订草案中的一条主线，在董、监、高义务的设定、股东的责任，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方面尤其明显。
（一） 丰富了勤勉义务的内涵
笔者曾经在“胜伦律师”公众号上撰文,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某再审判决谈董事的“勤勉义务”，因为该判决所确定的裁判规则，将为董事履职划上一条红线。董、监、高的“勤勉义务”虽然在法律中已有表述，但是长期以来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，主要原因与法律制度供给不足有很大的关系。现行《公司法》对 “勤勉义务”只是作了概括性的规定，其内涵与外延不清晰，作为董事，其在履职中要注意什么、怎么才算是尽了勤勉义务，并不是很明确，导致司法审判中如何评价董事（包括监事等高管人员）的相关行为，具体的标准、尺度，方式方法都不一样。修订后的公司法，在立法上有了突破，它规定“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，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”（修订草案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）。笔者认为这个规定充实了“勤勉义务”的内涵，将为未来理论与司法审判中，对中国董、监、高“勤勉义务”认定模式的再造，提供了实现的路径。
（二） 完善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
公司人格否认包括股东对公司的自损行为与公司资本显著不足。前者是指股东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，操纵公司实施有损公司自身利益的行为，使公司形骸化，然后利用公司人格独立原则，抗辩债权人的债权，从而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。近年来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，对公司人格否认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，在《公司法》、《民法典》、及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中均有专门的条文。修订草案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在之前相关条文的基础上，又增加规定“公司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的，各公司应当对任何一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”，这就使法律关于“人格否认”的规定更加完整了。
（三）明确了公司清算义务人
现行公司法规定公司解散后，有限责任公司由股东组成清算组负责清算（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则由董事、或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），但是没有明确谁是清算义务人，修订草案第二百二十八条确立了董事为清算义务人，第三款更明确了清算义务人的法律责任，这是与董事会地位的变化、董事之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。
（四）强化了公司的社会责任
公司社会责任，是公司承担的一种社会义务。从广义的公司治理来说，承担社会责任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，然而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案件时有发生，有些还是触目惊心的，现行公司法第五条虽然规定了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，但是，对其外延及内涵尚不够明确，修订草案第十九条规定“公司从事经营活动，应当在遵守法律法规规定义务的基础上，充分考虑公司职工、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，承担社会责任”，采取列举式，明确了企业经营者的合规要求，具体、明确，从而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“可诉性”，必将对企业起到行为规范的效果，并对司法发挥裁判规范的功能。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第一个司法解释——《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》就是对它的回应，相信未来司法实务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相关适用规则。
亮点之四
完善了国家出资公司的特别规定
关于完善国家出资公司的特别规定，是本次修订最大的亮点。
修订草案引入“国家出资公司”的概念，包括国有独资公司、国有资本控股公司（国家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），这在理论与实务上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“修订草案”明确规定：“国家出资公司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，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发挥领导作用，研究讨论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，支持股东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高级管理人员依法行使职权”，明确了党对国企的领导，加强了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，把方向、管大局、保落实，实现与公司治理的深度融合。
修订草案肯定了规范董事会建设的成果。
规范董事会建设是国资委自上而下进行的顶层设计。2004年，国务院国资委颁布了《关于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，其主要内容是建章立制、在董事会中设立专门委员会、及外部董事人数要超过内部董事；其中，外部董事制度是规范董事会建设的一大制度创新，这种设计的目的，是拟通过“外部董事”在董事会中占多数的制度性安排，从根本上促进企业决策层与执行层的分离，防范“内部人控制”的治理缺陷。此次修订草案，将“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应当过半数为外部董事”写入法律条文，是对近年来国有独资公司规范董事会建设成果的吸收和采纳，从立法层面上说，就是以商事基本法肯定了规范董事会建设的成果，为国有独资公司健全董事会制度，提供了上位法的支持。
修订后的公司法关于国有独资公司，在公司治理结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，是不再设监事会，而将监督的权利与义务划归董事会。修订草案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“国有独资公司按照规定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，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，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应当过半数为外部董事”，这是与董事会“决策与控风险”的职能相一致的。
最后，笔者要说的是，修订草案中的亮点远不止这些，例如关于完善国家出资公司的规定，还体现在公司法与国资监管法律体系的有效衔接、以及加快构建国有企业“强内控、防风险、促合规”三位一体的风控监管体系等方面；对一般的商事主体而言，还涉及公司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的事项与流程，放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、允许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，公司资本制度，以及职工监事的设置等，限于篇幅，笔者就不在此赘述了。
目前，虽然修法工作尚未最后落地，在广泛征求意见之后，也可能会有所调整、补充，但是，其基本框架与主要内容应该是已经明确了的，无论是法律人、还是企业经营者，都应当持续关注公司法修订前后的变化，仔细研读文本背后的深意，才能真正用好它！
（注：国家出资公司的审计委员会须外部董事过半数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成员过半数为非执行董事。）
